第44章 躲债 2
几天后县里召开农村工作会议,我正好和管教育的谷副县长坐在一起。我认真地对他说,山根中学欠那么多债务怎么办啊?谷副县长不假思索地说:“那有什么办法?教育这条线欠债太多了,当校长的该躲还是要躲一下的嘛!”
今天乡里要召开“外出农民工经验介绍”现场会,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去石榴村参观刚刚落成的小楼。
乡里对这次现场会十分重视,反复研究了几次会议方案,昨晚乡长赵五更还跑到我房间里说:“你一定要到会呀,给大家作作重要指示吧。”出门时他又回过头恳求道:“你一定要去啊,县领导讲话意义就是不一样的呀!”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,好像离开我现场会就开不成似的。
现场会我是一定要去的,因为我是在这里蹲点的县委常委,更因为乡里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我的声誉和政绩,可以说是一荣俱荣吧。
为了召开这次会议,乡政府里里外外都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天空早早就呈现出一贯以来的纯蓝色,椰树上的叶子格外的绿,大院里狗和鸡也格外的守纪律,都自觉地躲到远处的角落里拉屎撒尿,平时经常缠着书记乡长反映这反应那的农民也不见了,因为乡长昨天就贴出了通知,今天什么人也不接见。两年前就已经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被一层细沙填平。在政府大门口上,一条横标随风摇曳,门口的两侧还放了四盆三角梅,鲜艳的紫色花朵开放的很自由,好像要迎接上级来检查似的。
乡政府大院的篮球场是主会场。昨天还晒过稻谷的篮球场上,到了上午8点钟就黑压压地坐满了人。他们绝大部分是青年人,有的是村委会动员来的,有的是被家长赶来的,想听听外出打工是如何赚钱的。更多的人是听说乡政府要给每个人发一件衬衫而自发来的。其实来多少人都无所谓,反正乡政府不管吃住,更不会给大家发衬衫。
乡下开会向来都很不正规,今天也不例外。他们坐在球场上很不老实,时而交头接耳,时而互相打闹,还有人在他人的后背上用手练字,好像乱哄哄的菜市场。大概是见多了不奇怪的原因,主持会议的副乡长老蔡一脸无所谓的样子,时不时大声喊:“安静,大家请安静,会议马上要召开了。”但他的话毫无作用,会场还是乱哄哄。老蔡见我眉头紧锁,便不好意思地笑笑说,乡下开会就这个样子,以后会开多了就习惯了。
9点,会议准时召开。头发梳得贼亮的赵乡长,迈着鸭形步走上麦克风前,用比平时高得多的声音致开幕词。稿子是乡秘书提前写好的,我还提了几点意见,逻辑性号召性都挺强大,说到最后他还领袖般地用力挥了一下拳头。
赵乡长讲话后,六位女青年轮流上台作报告。她们是石榴村的村民,也是乡党委和政府讨论了几次才定下来的很有说服力和榜样性的“典型”。这几个姑娘都很年轻,长得也不错,在乡村还是很抢眼球的。她们打工的种类涉及面广,有的在电子厂里做检测工,有的在工厂里做公关小姐,有的在老板家里做保姆,也有的在宾馆里做领班。报告中,尽管她们讲的都是打工的过程,尽管她们的话大家都可能没听清,但她们的发言还是引起了大家的热烈掌声,甚至有些人还吹起了口哨。也许是第一次上台对着那么多人讲话,发言的女青年们显得既兴奋又惶恐,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乡里的英雄。
我觉得这些女青年很幸福,这样的幸福不是人人都有的,因此她们也是幸运的。
最后一个女青年的报告结束时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。掌声一落,赵乡长就请我作指示并带头鼓掌,我的讲话言简意赅,讲了外出打工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,讲了在外遵纪守法的重要性,讲了在外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合法权益,前后不到十分钟人群中又掀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,喜得县电视台赶来拍新闻的记者急忙端起“枪”来一阵猛扫,好像发现了重大新闻似的。
大约10点钟,按照会议的安排,大家步行去石榴村参观。乡长想把场面搞得壮观一些,原来考虑请几台手扶拖拉机拉大家进村,但由于人多成本大乡里负担不起就改为步行了。
去石榴村要走两公里远的路,我们从公路转上小路便远远看见一角白色的楼房从树林里勾出。这时,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上,四射的光芒让人浑身发热发痒,好像悬在头上的火炉。但大家还是乐意去看一看,因为这村里的变化实在太大了,更因为姑娘们的成功对穷怕了的青年人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。
进村的队伍拉得很长,我和赵乡长走在队伍的前面,跟在身后的青年表现出干群一条心,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观念,有意识地和领导之间拉开了一小段距离,好像我们俩是月亮他们就是星星似的。
在乡下人眼里,走在队伍前面的人肯定有着与众不同的资格和身份。想想也是,在县里什么大会小会不都是领导走在前面坐在前面的吗!
石榴村是乡里有名的贫困村,年收入不足一千元,许多农民至今还住着茅草屋,但近几年来随着青年人外出打工,村里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村里修起了人行水泥路,打了公共水井;盖了厕所拉上了电话线,还有几户农民建起了瓦房,从此告别了住草房的历史。特别是今年,一下子冒出了六栋小楼,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
走进村里时大家都已经满身大汗了,村长头戴竹笠光着脚板站在村口迎接我们。身材矮小,嘴里镶着金牙的村长手上夹着一支香烟,边走边说着热乎乎的话,很热情带着大家直往村边一栋小楼走去。他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我,麻脸上始终洋溢着自豪,好像这些小楼就是他自己的,而实际上他还住在破旧的茅草房。
我赞赏有加地说:“村里的生活不错嘛。”
村长嘴一咧,说:“党的光辉照我心,倒吃甘蔗节节甜。”
我说:“你很有能力也有诗情哇。”
村长把手搭在我的肩头,说:“瞎弄,瞎弄。”
村长摇摇我的肩头又说:“我是不会说话的,领导不要笑话啊。”
由于没有做规划,六栋小楼都是在老房子的位置上建起来的,显得凌乱又参差不齐。小楼一律为三层,白色瓷砖嵌墙,红瓦拱顶,很有鹤立鸡群的气派。四周是为数不少的破旧瓦房和茅草房。卫生也较差,地面上到处都是鸡狗大便,臭味久不久迎面袭来,使得大家一边走一边捂着鼻子。村长的鼻子好像有问题,不管别人爱不爱张开嘴津津有味地说:“你们看看吧,他们年纪轻轻就有了小洋楼。你们知道吗?有了小洋楼就可以边看电视边打麻将,有了小洋楼就可以娶个漂亮小媳妇,有了小洋楼还可以在上面晒衣服晒稻谷,有了小洋楼一家人就可以在上面拉屎撒尿,不需要蹲臭烘烘的公厕,还是外出打工赚钱好啊,还是党的政策好啊,还是社会主义好啊!”
由于天气实在太热了又没有开水喝,青年人都不愿听村长啰唆片刻间就偷偷溜走了,现场只剩下我和乡里的干部,以及一群围着看热闹的小孩和几只狗。
看完所有的小楼已经是午饭时间了。离开村子时,村长抽抽裤子,麻脸很生动地说:“欢迎再来!欢迎再来!”
返回的路上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想到村里还有那么多农民还过着苦日子,想到村里那么多农家的孩子读完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,难以言状的惆怅不禁涌上心头。
发展农村经济刻不容缓。为了树立典型鼓励先进,乡党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:六位女青年的经验上报县委提请授予“三八红旗手”的光荣称号。我也在报告上签了字表示赞同。
可会后我又想,这六位女青年凭什么在两年时间内就赚了一栋小楼(据说造价不低于八万)的钱,难道她们做出了技术发明,难道她买股票发了大财,难道她们得了巨额的年终奖?难道她们中了彩票?但这些有可能吗?
我的疑问终于被他人揭开。
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,广东A市的公安局长接通了我的电话说,石榴村的六个女青年被公安局抓了,理由是她们在市里暗中卖淫已达两年之久,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你,就是希望你做做她们家长的思想……放下电话我沉默了很久。到了晚上我才把消息告诉了赵乡长。赵乡长说:“哎哟,他妈的,还好得“三八红旗手”的称号没批下来,要是批下来真是羞死人了。”
第二天早上我来到石榴村,村长正在家里喝酒唱歌。没想到我把消息告诉他后,他却满不在乎拿起桌面上一张发黄的“参考消息”说:“领导哟,这点小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,日本、韩国的中学生不也是假期去卖身赚学费吗?我们村的姑娘卖身赚了钱建小楼有什么错?我看他们是眼红是神经病是吃饱饭没事干,有本事他们的女儿也去赚钱嘛,我完全没意见。他们凭什么抓我们村的女孩子?他妈的!”村长越说越气,麻脸憋成鸭蛋青,好像是他女儿出了事似的。
村长又气冲冲地质问道:“旁边的光荣村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今年才十八岁,她给一个七十多岁的台湾佬当二奶,不到一年家里就建了小楼,还种了两百亩槟榔,公安局为什么不去管她?为什么不去抓她……”
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,但一时没找到话批评他。
“如今这年头,我们农民是笑贫不笑娼呀。只要真能赚到钱,我还是主张村里的姑娘和年轻媳妇都去城里卖春。”村长又满脸怒色地说。
实在听不下去了,我气愤地训斥道:“你这个村长是怎样当的,好坏都分不清。”乡长不敢再说话了,麻脸扭曲得骇人,连喝了三杯酒。
家长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消息,陆陆续续来到村长家。有个家长满脸泪水对我说,你官大一定给那边公安局的领导说说,孩子不懂事教育教育就算了,千万不要送法院啊!说着说着就呜呜哭起来了。
其他家长也异口同声地说:“是啊,你一定出面说才行啊,千万别关太久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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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乡里要召开“外出农民工经验介绍”现场会,其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去石榴村参观刚刚落成的小楼。
乡里对这次现场会十分重视,反复研究了几次会议方案,昨晚乡长赵五更还跑到我房间里说:“你一定要到会呀,给大家作作重要指示吧。”出门时他又回过头恳求道:“你一定要去啊,县领导讲话意义就是不一样的呀!”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,好像离开我现场会就开不成似的。
现场会我是一定要去的,因为我是在这里蹲点的县委常委,更因为乡里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我的声誉和政绩,可以说是一荣俱荣吧。
为了召开这次会议,乡政府里里外外都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天空早早就呈现出一贯以来的纯蓝色,椰树上的叶子格外的绿,大院里狗和鸡也格外的守纪律,都自觉地躲到远处的角落里拉屎撒尿,平时经常缠着书记乡长反映这反应那的农民也不见了,因为乡长昨天就贴出了通知,今天什么人也不接见。两年前就已经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被一层细沙填平。在政府大门口上,一条横标随风摇曳,门口的两侧还放了四盆三角梅,鲜艳的紫色花朵开放的很自由,好像要迎接上级来检查似的。
乡政府大院的篮球场是主会场。昨天还晒过稻谷的篮球场上,到了上午8点钟就黑压压地坐满了人。他们绝大部分是青年人,有的是村委会动员来的,有的是被家长赶来的,想听听外出打工是如何赚钱的。更多的人是听说乡政府要给每个人发一件衬衫而自发来的。其实来多少人都无所谓,反正乡政府不管吃住,更不会给大家发衬衫。
乡下开会向来都很不正规,今天也不例外。他们坐在球场上很不老实,时而交头接耳,时而互相打闹,还有人在他人的后背上用手练字,好像乱哄哄的菜市场。大概是见多了不奇怪的原因,主持会议的副乡长老蔡一脸无所谓的样子,时不时大声喊:“安静,大家请安静,会议马上要召开了。”但他的话毫无作用,会场还是乱哄哄。老蔡见我眉头紧锁,便不好意思地笑笑说,乡下开会就这个样子,以后会开多了就习惯了。
9点,会议准时召开。头发梳得贼亮的赵乡长,迈着鸭形步走上麦克风前,用比平时高得多的声音致开幕词。稿子是乡秘书提前写好的,我还提了几点意见,逻辑性号召性都挺强大,说到最后他还领袖般地用力挥了一下拳头。
赵乡长讲话后,六位女青年轮流上台作报告。她们是石榴村的村民,也是乡党委和政府讨论了几次才定下来的很有说服力和榜样性的“典型”。这几个姑娘都很年轻,长得也不错,在乡村还是很抢眼球的。她们打工的种类涉及面广,有的在电子厂里做检测工,有的在工厂里做公关小姐,有的在老板家里做保姆,也有的在宾馆里做领班。报告中,尽管她们讲的都是打工的过程,尽管她们的话大家都可能没听清,但她们的发言还是引起了大家的热烈掌声,甚至有些人还吹起了口哨。也许是第一次上台对着那么多人讲话,发言的女青年们显得既兴奋又惶恐,仿佛一夜之间成了乡里的英雄。
我觉得这些女青年很幸福,这样的幸福不是人人都有的,因此她们也是幸运的。
最后一个女青年的报告结束时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。掌声一落,赵乡长就请我作指示并带头鼓掌,我的讲话言简意赅,讲了外出打工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,讲了在外遵纪守法的重要性,讲了在外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和合法权益,前后不到十分钟人群中又掀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,喜得县电视台赶来拍新闻的记者急忙端起“枪”来一阵猛扫,好像发现了重大新闻似的。
大约10点钟,按照会议的安排,大家步行去石榴村参观。乡长想把场面搞得壮观一些,原来考虑请几台手扶拖拉机拉大家进村,但由于人多成本大乡里负担不起就改为步行了。
去石榴村要走两公里远的路,我们从公路转上小路便远远看见一角白色的楼房从树林里勾出。这时,太阳明晃晃地照在头上,四射的光芒让人浑身发热发痒,好像悬在头上的火炉。但大家还是乐意去看一看,因为这村里的变化实在太大了,更因为姑娘们的成功对穷怕了的青年人来说实在是太诱人了。
进村的队伍拉得很长,我和赵乡长走在队伍的前面,跟在身后的青年表现出干群一条心,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观念,有意识地和领导之间拉开了一小段距离,好像我们俩是月亮他们就是星星似的。
在乡下人眼里,走在队伍前面的人肯定有着与众不同的资格和身份。想想也是,在县里什么大会小会不都是领导走在前面坐在前面的吗!
石榴村是乡里有名的贫困村,年收入不足一千元,许多农民至今还住着茅草屋,但近几年来随着青年人外出打工,村里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村里修起了人行水泥路,打了公共水井;盖了厕所拉上了电话线,还有几户农民建起了瓦房,从此告别了住草房的历史。特别是今年,一下子冒出了六栋小楼,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
走进村里时大家都已经满身大汗了,村长头戴竹笠光着脚板站在村口迎接我们。身材矮小,嘴里镶着金牙的村长手上夹着一支香烟,边走边说着热乎乎的话,很热情带着大家直往村边一栋小楼走去。他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我,麻脸上始终洋溢着自豪,好像这些小楼就是他自己的,而实际上他还住在破旧的茅草房。
我赞赏有加地说:“村里的生活不错嘛。”
村长嘴一咧,说:“党的光辉照我心,倒吃甘蔗节节甜。”
我说:“你很有能力也有诗情哇。”
村长把手搭在我的肩头,说:“瞎弄,瞎弄。”
村长摇摇我的肩头又说:“我是不会说话的,领导不要笑话啊。”
由于没有做规划,六栋小楼都是在老房子的位置上建起来的,显得凌乱又参差不齐。小楼一律为三层,白色瓷砖嵌墙,红瓦拱顶,很有鹤立鸡群的气派。四周是为数不少的破旧瓦房和茅草房。卫生也较差,地面上到处都是鸡狗大便,臭味久不久迎面袭来,使得大家一边走一边捂着鼻子。村长的鼻子好像有问题,不管别人爱不爱张开嘴津津有味地说:“你们看看吧,他们年纪轻轻就有了小洋楼。你们知道吗?有了小洋楼就可以边看电视边打麻将,有了小洋楼就可以娶个漂亮小媳妇,有了小洋楼还可以在上面晒衣服晒稻谷,有了小洋楼一家人就可以在上面拉屎撒尿,不需要蹲臭烘烘的公厕,还是外出打工赚钱好啊,还是党的政策好啊,还是社会主义好啊!”
由于天气实在太热了又没有开水喝,青年人都不愿听村长啰唆片刻间就偷偷溜走了,现场只剩下我和乡里的干部,以及一群围着看热闹的小孩和几只狗。
看完所有的小楼已经是午饭时间了。离开村子时,村长抽抽裤子,麻脸很生动地说:“欢迎再来!欢迎再来!”
返回的路上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想到村里还有那么多农民还过着苦日子,想到村里那么多农家的孩子读完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,难以言状的惆怅不禁涌上心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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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会后我又想,这六位女青年凭什么在两年时间内就赚了一栋小楼(据说造价不低于八万)的钱,难道她们做出了技术发明,难道她买股票发了大财,难道她们得了巨额的年终奖?难道她们中了彩票?但这些有可能吗?
我的疑问终于被他人揭开。
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,广东A市的公安局长接通了我的电话说,石榴村的六个女青年被公安局抓了,理由是她们在市里暗中卖淫已达两年之久,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你,就是希望你做做她们家长的思想……放下电话我沉默了很久。到了晚上我才把消息告诉了赵乡长。赵乡长说:“哎哟,他妈的,还好得“三八红旗手”的称号没批下来,要是批下来真是羞死人了。”
第二天早上我来到石榴村,村长正在家里喝酒唱歌。没想到我把消息告诉他后,他却满不在乎拿起桌面上一张发黄的“参考消息”说:“领导哟,这点小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,日本、韩国的中学生不也是假期去卖身赚学费吗?我们村的姑娘卖身赚了钱建小楼有什么错?我看他们是眼红是神经病是吃饱饭没事干,有本事他们的女儿也去赚钱嘛,我完全没意见。他们凭什么抓我们村的女孩子?他妈的!”村长越说越气,麻脸憋成鸭蛋青,好像是他女儿出了事似的。
村长又气冲冲地质问道:“旁边的光荣村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今年才十八岁,她给一个七十多岁的台湾佬当二奶,不到一年家里就建了小楼,还种了两百亩槟榔,公安局为什么不去管她?为什么不去抓她……”
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,但一时没找到话批评他。
“如今这年头,我们农民是笑贫不笑娼呀。只要真能赚到钱,我还是主张村里的姑娘和年轻媳妇都去城里卖春。”村长又满脸怒色地说。
实在听不下去了,我气愤地训斥道:“你这个村长是怎样当的,好坏都分不清。”乡长不敢再说话了,麻脸扭曲得骇人,连喝了三杯酒。
家长们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消息,陆陆续续来到村长家。有个家长满脸泪水对我说,你官大一定给那边公安局的领导说说,孩子不懂事教育教育就算了,千万不要送法院啊!说着说着就呜呜哭起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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