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70章 阿尔托利亚在亚洲
印北政权的问题,比苏联面临的还要严重,而林汉根本不相信,印共的领导人会拥有斯大林这般“钢铁意志”,有这个气魄将整个国家权从上到下清洗一次。
印北这边,土改不彻底,种姓没有从根子上真正废除,民众思想上的解放更是无从谈起,党员素质和质量也很让人抓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新政权将来一定会出大问题”。
对于印共在建国后走上“修正主义妥协道路”的现状,林汉是这么说服中国的同志放弃继续强力干涉印度的“革命”进程的。
“有时候,人民确实是健忘的。人类最大教训就是,他们总是好了伤疤忘记了痛,要吃两茬苦才会想起从前的好,过一段时间伤口好了后,又会再次忘记,如此循环,永无休止。
但是,一个从人间重新跌回地狱的印北共和国,不但可以让当地的印度人怀念解放军在时的各种好处,也同样有利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“前英属印度人”,在看到自己“亲戚”的现状后,永远对新中国感恩――有对比才会记得好,我那个时空,后来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看到蒙古国的现状后,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1941年后,发生在印东北和巴基斯坦的事,英国人很快就通过两地逃亡过来的上层人士知晓了。
虽然在林汉的眼里,现在的印北共和国,不过是一个“印修”,苏联人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变革,也是问题多多。但是从“向下比”的“比烂”的角度来说,这个印修还是比英属印度的其他地方,要“进步”太多了。
1942年后。中国发行的《人民日报》,头版上登出一篇文章,很准确地说出了英属印度的现状。
“一个幽灵,共(蟹)产主义的幽灵,在亚洲上空徘徊。英属印度的一切势力,英国殖民者。土邦首脑,以及所谓的高种姓人士,甚至是印度国内从前那些追求独立的反殖民(蟹)主义政党,现在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。”
英属印度的“东北七姐妹中”,唯二没有被解放的特里普拉邦和米佐拉姆邦,由于和印北共和国相邻,接触较多,受到的影响也最大。
在新中国看来,印共控制下的印北共和国的“革命”很不彻底。甚至可以打上“印修”的标记。但在这些还停留在半奴隶半封建时代的印度土邦首领眼中,已经是令人恐惧的的“魔鬼一般”的行为了。至于西边巴基斯坦地区进行的更激进的变革,那就更不必多说了。
不仅是土邦领主看着发生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变革而颤颤发抖。
印度特色的四大种姓,地位最高的婆罗门和稍次的刹帝利,废除种姓制度,也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。就算是地位更差一点的吠舍和首陀罗,他们虽然受到波罗门和刹帝利的压迫,但也“享受”着压迫最低层的“贱民”带来的好处福利。对于东西方向正发生的变革,本身也是持怀疑的态度。
至于印度境内一直在闹“独(蟹)立”。和英国政府不对付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党,如甘地的国大党,绿教党,社民党之类的政党(注:四十年代时的印度,各种乱七八糟的党派,最高时达到192个之多。)。同样也无法接受两地正在发生的变革。
在中苏两家眼里,这些党派,不敢发动群众,不敢依靠工农无产阶级,满脑子都是想着在“上等人”和“富人”、中产、小资中间活动。妄想仅过议会斗争和宗主国的“慈悲”获得解放的党派,本身就是连“修正主义者”都不如的“革命浪漫主义者”。
印度的那所谓的党派,他们的立场、主张、作为,此时套用百年前马大叔写的《共(蟹)产党宣言》关于“封建社会主义”的文字,就可以将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。
“法国和英国的贵族,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,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。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,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。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。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。但是,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。为了激起同情,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,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,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。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: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,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。
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,半是挽歌,半是谤文;半是过去的回音,半是未来的恫吓;它有时也能用辛辣、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,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。
为了拉拢人民,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。但是,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,都发现他们的臀(蟹)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,于是就哈哈大笑,一哄而散。他们责备资产阶级,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,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……因此,在政治实践中,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,在日常生活中,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,屈尊拾取金苹果,不顾信义、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、甜菜和烧酒的买卖。
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,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。
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,是再容易不过了。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,反对婚姻,反对国家吗?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、独身和禁欲、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?基督教的社会主义,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。”
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“贵族革命党”时所用的话,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。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,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,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:如将贵族替换成“高种姓的革命者”,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,僧侣、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。
1941年欧洲战争结束后,英属印度的境内。出现的最诡异的现象就是:这里林立的各类党派,一边继续进行“和平闹事”,想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控制独(蟹)立建国。另一边,这些党派和他们所属的印度上层阶级,却东、西两个方向发生的变革警惕性十足,在打击印共一事上,坚决地站在了英国政府这一边。
“被英国人殖民,那是失去尊严和少量钱财的问题。(反正可以从底层身上再刮回来)被布尔什维克解放,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问题。”
由阶级性属性带来的利益问题。是决定一切党派的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。
在宣传上,英属印度境内的地方高层势力首脑,五花八门的各类党派,已经不再象1940年中苏两家打到印度边境时那般狂热,反而是异常冷静地坚决站在英国殖民政府这边,对着中苏两国大肆指责,指责他们“分裂印度”,无耻的“强盗和流氓”。
1940年后。英国殖民政府加大了对控制区内印共的打击力度,在过这程中。印度国内的许多党派和英国人暗中通气,提供情报,印共在英属印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。
当然,这些印度的诸多党派,倒也有聪明人,懂得玩两面三刀的把戏。他们和英国人的合作打击印共。不少是偷偷摸(蟹)摸进行的。象甘地领导的国大党,作为印度最大的党派,他们一方面和英国人暗中联系泄露印共的活动情,另一方面却也偷偷地联系苏联人和中国,而自身在印度表面。却摆出不发一言的伪中立嘴脸。
不过这些党派的两面三刀的嘴脸,很快通过阿尔托利娅传到了林汉这边,然后又传到中方那边。
中方上层本来还存在着一些天真的“国际主义人士”,但在拿到林汉传来的情报,看清了印度这伙人的嘴脸之后,哪怕是再天真的“国际主义人士”,也被刺激得愤怒起来。
印度境内各大分离主义政党的嘴脸和本质,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全看在眼里,他们也顺势推波助澜。让人在当地上层中炒作“布尔什维克瘟疫威胁论”,令印度各地的土邦政权因为抗拒和恐惧“赤化”而不敢脱离英国政府的保护。1940年休战之时,受到美国的威胁,加上战争中损失惨重,英国人在印度的控制力一度降低到最低的冰点,但是他们还是撑了过来,一个极重要的因素,就是印度当地的中层和上层,害怕独立后失去英国的保护,让东边和西边的红色势力入侵变色而失去一切。
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上,印度中上层阶级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。
一年战争结束后,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,英国人为了增强对印度的控制力,打着“反对布什维克化”的旗号,在印度组建了“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”。
这支所谓的“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”,其本质上,和苏联建国战争时的“白军”差不多,其大部都是由印度各个土邦的头领提供资金,英国人提供武器和军官,组建的目的,就是一旦中苏两家再度对印度发动战争时,就由支同盟军顶到前线去当炮灰。
这是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,英国人在战后三年里采取的应对方针。
而阿尔托出现后,意识到其“神使”的身份,通过宗教给印度洗脑的巨大好处后,英国官方开始有了新的想法。
从1935年起,英国人在中国就遭遇了红色中国的士兵。
在那场战争中,英国战败,最后被迫灰溜溜地滚出了中国。战争过程中,那些“红色布尔什维克”在战场的英勇无畏的作战意志,尤其是在舟山群岛上的苦苦坚持了一年游击战,伤亡超过七成却不肯投降,最后以胜利者身份离开的中方游击队员,给英国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
“狂战士”,这是战后英国参战军人给对手打出的评价。
英国人对布尔什维克那一套理论的理解比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深,他们在宣传上攻击对手时,就很爱用这是一支“宗教式狂热的军队”。
虽然英国政府这么“宗教式军队”攻击对手,但实则心里充满了酸溜溜的味道,他们心里也很想建立一支类似的军队。
著名的“英奸”丘吉尔在曾在战争期间说过一句很无耻的话:在最后一个印度人死(蟹)光之前,大英帝国都不会与德国和谈。
印度有两亿人口,由印度征召的殖民地军队是英国陆军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但是印度阿三是个多民族的国家,中南半岛这片大陆的民风实在太不够尚武了,根本就不是“战斗的民族”――如果足够尚武,就不至于几千年的历史,只要异族打进来,总能轻易地征服他们,谁都可过来上他们。
英国政府最大的梦想就是,只要从这两亿人口中征得的士兵,能拥有廓尔喀的士兵一样的作战意志,那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就永远不落。廓尔喀人,是印度人中战斗力最强的民族,由该族征得的士兵战斗意志很让英国人满意,唯一遗憾的是该族的人口不多,能征得的兵源有限。
除了廓尔喀人外,印度这儿的其他民族,其战斗力普遍可以用战五渣来形容。以至于一年战争中,在面对中苏两家的东西围攻中,英国空有两亿兵源的殖民地和主场优势,却无力组织起强力的军队对抗。
阿尔托利娅出现后,英国人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。
英国官方的一个“奇思妙想”就是,借助阿尔托利娅的“神使”,组建一支“宗教化”的殖民地军队。这支军队以阿尔托利娅为崇拜对象,打着圣战的名义为其而战,这种被宗教洗脑的军队,作战意志不成问题,是极好用的炮灰。
在埃及传教成功后,阿尔托利娅于1944年七月来到印度,以神使的身份开始在这里传教,英国政府想通过她,改变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战意志,从而建立起一支狂热的宗教型军队,作为替英国人在各地战场上充当维护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。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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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北这边,土改不彻底,种姓没有从根子上真正废除,民众思想上的解放更是无从谈起,党员素质和质量也很让人抓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新政权将来一定会出大问题”。
对于印共在建国后走上“修正主义妥协道路”的现状,林汉是这么说服中国的同志放弃继续强力干涉印度的“革命”进程的。
“有时候,人民确实是健忘的。人类最大教训就是,他们总是好了伤疤忘记了痛,要吃两茬苦才会想起从前的好,过一段时间伤口好了后,又会再次忘记,如此循环,永无休止。
但是,一个从人间重新跌回地狱的印北共和国,不但可以让当地的印度人怀念解放军在时的各种好处,也同样有利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“前英属印度人”,在看到自己“亲戚”的现状后,永远对新中国感恩――有对比才会记得好,我那个时空,后来内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看到蒙古国的现状后,就非常明白这个道理。”
1941年后,发生在印东北和巴基斯坦的事,英国人很快就通过两地逃亡过来的上层人士知晓了。
虽然在林汉的眼里,现在的印北共和国,不过是一个“印修”,苏联人在巴基斯坦进行的变革,也是问题多多。但是从“向下比”的“比烂”的角度来说,这个印修还是比英属印度的其他地方,要“进步”太多了。
1942年后。中国发行的《人民日报》,头版上登出一篇文章,很准确地说出了英属印度的现状。
“一个幽灵,共(蟹)产主义的幽灵,在亚洲上空徘徊。英属印度的一切势力,英国殖民者。土邦首脑,以及所谓的高种姓人士,甚至是印度国内从前那些追求独立的反殖民(蟹)主义政党,现在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。”
英属印度的“东北七姐妹中”,唯二没有被解放的特里普拉邦和米佐拉姆邦,由于和印北共和国相邻,接触较多,受到的影响也最大。
在新中国看来,印共控制下的印北共和国的“革命”很不彻底。甚至可以打上“印修”的标记。但在这些还停留在半奴隶半封建时代的印度土邦首领眼中,已经是令人恐惧的的“魔鬼一般”的行为了。至于西边巴基斯坦地区进行的更激进的变革,那就更不必多说了。
不仅是土邦领主看着发生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变革而颤颤发抖。
印度特色的四大种姓,地位最高的婆罗门和稍次的刹帝利,废除种姓制度,也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。就算是地位更差一点的吠舍和首陀罗,他们虽然受到波罗门和刹帝利的压迫,但也“享受”着压迫最低层的“贱民”带来的好处福利。对于东西方向正发生的变革,本身也是持怀疑的态度。
至于印度境内一直在闹“独(蟹)立”。和英国政府不对付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党,如甘地的国大党,绿教党,社民党之类的政党(注:四十年代时的印度,各种乱七八糟的党派,最高时达到192个之多。)。同样也无法接受两地正在发生的变革。
在中苏两家眼里,这些党派,不敢发动群众,不敢依靠工农无产阶级,满脑子都是想着在“上等人”和“富人”、中产、小资中间活动。妄想仅过议会斗争和宗主国的“慈悲”获得解放的党派,本身就是连“修正主义者”都不如的“革命浪漫主义者”。
印度的那所谓的党派,他们的立场、主张、作为,此时套用百年前马大叔写的《共(蟹)产党宣言》关于“封建社会主义”的文字,就可以将本质揭露得体无完肤。
“法国和英国的贵族,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,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。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,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。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。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。但是,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。为了激起同情,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,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,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。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: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,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。
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,半是挽歌,半是谤文;半是过去的回音,半是未来的恫吓;它有时也能用辛辣、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,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。
为了拉拢人民,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。但是,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,都发现他们的臀(蟹)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,于是就哈哈大笑,一哄而散。他们责备资产阶级,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,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……因此,在政治实践中,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,在日常生活中,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,屈尊拾取金苹果,不顾信义、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、甜菜和烧酒的买卖。
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,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。
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,是再容易不过了。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,反对婚姻,反对国家吗?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、独身和禁欲、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?基督教的社会主义,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。”
百年前马大叔和恩大叔嘲讽欧洲的那些所谓的“贵族革命党”时所用的话,一样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后。1940后的印度诸多党派身上,无论这些党派的首领是叫甘地还是叫尼赫鲁都不例外,只需将几个关键部分的词汇稍作改动即可:如将贵族替换成“高种姓的革命者”,资产阶级替换成英国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领,僧侣、基督替换印度的各个宗教。
1941年欧洲战争结束后,英属印度的境内。出现的最诡异的现象就是:这里林立的各类党派,一边继续进行“和平闹事”,想要争取印度脱离英国控制独(蟹)立建国。另一边,这些党派和他们所属的印度上层阶级,却东、西两个方向发生的变革警惕性十足,在打击印共一事上,坚决地站在了英国政府这一边。
“被英国人殖民,那是失去尊严和少量钱财的问题。(反正可以从底层身上再刮回来)被布尔什维克解放,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问题。”
由阶级性属性带来的利益问题。是决定一切党派的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。
在宣传上,英属印度境内的地方高层势力首脑,五花八门的各类党派,已经不再象1940年中苏两家打到印度边境时那般狂热,反而是异常冷静地坚决站在英国殖民政府这边,对着中苏两国大肆指责,指责他们“分裂印度”,无耻的“强盗和流氓”。
1940年后。英国殖民政府加大了对控制区内印共的打击力度,在过这程中。印度国内的许多党派和英国人暗中通气,提供情报,印共在英属印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。
当然,这些印度的诸多党派,倒也有聪明人,懂得玩两面三刀的把戏。他们和英国人的合作打击印共。不少是偷偷摸(蟹)摸进行的。象甘地领导的国大党,作为印度最大的党派,他们一方面和英国人暗中联系泄露印共的活动情,另一方面却也偷偷地联系苏联人和中国,而自身在印度表面。却摆出不发一言的伪中立嘴脸。
不过这些党派的两面三刀的嘴脸,很快通过阿尔托利娅传到了林汉这边,然后又传到中方那边。
中方上层本来还存在着一些天真的“国际主义人士”,但在拿到林汉传来的情报,看清了印度这伙人的嘴脸之后,哪怕是再天真的“国际主义人士”,也被刺激得愤怒起来。
印度境内各大分离主义政党的嘴脸和本质,老谋深算的英国人全看在眼里,他们也顺势推波助澜。让人在当地上层中炒作“布尔什维克瘟疫威胁论”,令印度各地的土邦政权因为抗拒和恐惧“赤化”而不敢脱离英国政府的保护。1940年休战之时,受到美国的威胁,加上战争中损失惨重,英国人在印度的控制力一度降低到最低的冰点,但是他们还是撑了过来,一个极重要的因素,就是印度当地的中层和上层,害怕独立后失去英国的保护,让东边和西边的红色势力入侵变色而失去一切。
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上,印度中上层阶级选择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那个。
一年战争结束后,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,英国人为了增强对印度的控制力,打着“反对布什维克化”的旗号,在印度组建了“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”。
这支所谓的“反对布尔什维克同盟军”,其本质上,和苏联建国战争时的“白军”差不多,其大部都是由印度各个土邦的头领提供资金,英国人提供武器和军官,组建的目的,就是一旦中苏两家再度对印度发动战争时,就由支同盟军顶到前线去当炮灰。
这是在阿尔托利娅出现前,英国人在战后三年里采取的应对方针。
而阿尔托出现后,意识到其“神使”的身份,通过宗教给印度洗脑的巨大好处后,英国官方开始有了新的想法。
从1935年起,英国人在中国就遭遇了红色中国的士兵。
在那场战争中,英国战败,最后被迫灰溜溜地滚出了中国。战争过程中,那些“红色布尔什维克”在战场的英勇无畏的作战意志,尤其是在舟山群岛上的苦苦坚持了一年游击战,伤亡超过七成却不肯投降,最后以胜利者身份离开的中方游击队员,给英国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
“狂战士”,这是战后英国参战军人给对手打出的评价。
英国人对布尔什维克那一套理论的理解比别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深,他们在宣传上攻击对手时,就很爱用这是一支“宗教式狂热的军队”。
虽然英国政府这么“宗教式军队”攻击对手,但实则心里充满了酸溜溜的味道,他们心里也很想建立一支类似的军队。
著名的“英奸”丘吉尔在曾在战争期间说过一句很无耻的话:在最后一个印度人死(蟹)光之前,大英帝国都不会与德国和谈。
印度有两亿人口,由印度征召的殖民地军队是英国陆军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但是印度阿三是个多民族的国家,中南半岛这片大陆的民风实在太不够尚武了,根本就不是“战斗的民族”――如果足够尚武,就不至于几千年的历史,只要异族打进来,总能轻易地征服他们,谁都可过来上他们。
英国政府最大的梦想就是,只要从这两亿人口中征得的士兵,能拥有廓尔喀的士兵一样的作战意志,那日不落帝国的太阳就永远不落。廓尔喀人,是印度人中战斗力最强的民族,由该族征得的士兵战斗意志很让英国人满意,唯一遗憾的是该族的人口不多,能征得的兵源有限。
除了廓尔喀人外,印度这儿的其他民族,其战斗力普遍可以用战五渣来形容。以至于一年战争中,在面对中苏两家的东西围攻中,英国空有两亿兵源的殖民地和主场优势,却无力组织起强力的军队对抗。
阿尔托利娅出现后,英国人想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。
英国官方的一个“奇思妙想”就是,借助阿尔托利娅的“神使”,组建一支“宗教化”的殖民地军队。这支军队以阿尔托利娅为崇拜对象,打着圣战的名义为其而战,这种被宗教洗脑的军队,作战意志不成问题,是极好用的炮灰。
在埃及传教成功后,阿尔托利娅于1944年七月来到印度,以神使的身份开始在这里传教,英国政府想通过她,改变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战意志,从而建立起一支狂热的宗教型军队,作为替英国人在各地战场上充当维护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。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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