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5. 谁能理解我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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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变法
鉴于出现的社会危机,宋神宗就任用王安石变法。北宋一共九个皇帝,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钦宗,神宗是第六代皇帝。
王安石变法有三方面内容。
第一,理财措施。理财措施的核心就一句话: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”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,但要增加国家的收入。不打老百姓的主意,国家又要拿钱,这摆明了就是从有钱人身上动刀子。所以,他这个改革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,也属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。
首先是青苗法。每年青黄不接时,分两次贷款给农民,收成后加息20%还官,免受高利贷盘剥,增加政府收入。相对于现在来说,20%利息太高了,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。你嫌高你可以不借,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,只能向高利贷和地主借,那就是200%的利息。这样一来,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这句话就把官僚地主搞惨了,这些人想盘剥百姓却没法盘剥了。
其次是募役法,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。雇人服役,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,减轻农民差役负担,保证生产时间。这样一来,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,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。
再次,农田水利法。这就不用解释了吧。
复次,方田均税法。政府重新丈量土地,按每户土地的多少肥瘠收税,官僚地主不得例外。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,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,那就肥的多收、瘠的少收。
最后,市易法,政府设置市易务,出钱收购滞销货物,市场短缺时再卖出。这就限制了大商人控制市场,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,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,现在等于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。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,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,增加了政府的收入。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,免得你积压仓库,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。到冬季,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,政府挣四百。但如果商人卖,可能卖八百、九百、一千。因此这样的结果是政府得了钱,老百姓物价也能便宜点儿,商人吃亏了。
王安石变法的第二方面,是军事措施。
首先是保甲法。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,每十家(后改为五家)一保,五保为一大保,十大保为一都保。一家有两个男丁的,出一人为保丁。农闲时练兵,平时种田,战时编入军队抵御辽夏进攻,减少军队开支。这实际上就是民兵,是保卫本乡本土的,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。因为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,勇于私斗,怯于公战。打架勇敢着呢,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。外敌入侵就胆小,异族打过来了,我躲着。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,一出国,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,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,没有说你中国我也中国的,组织的也是北京同乡会,不是中国同乡会,缺乏国家概念。所以民兵非常适合,你保卫的是你媳妇、你家乡。
然后还有将兵法。禁军驻地固定,然后用固定的将官加以训练,充实边防。
变法的第三方面是教育措施。
改革科举,废明经,设明法。明经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,没用。整顿太学,使学校成为为变法造舆论、育人才的地方。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过变法,一定程度地扭转了社会危机。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,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,危害百姓。更主要的原因是触犯了大地主、大官僚的利益。小时候砸缸的那个司马光当政,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废除了。
用人不当,变法失败
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?
王安石干这事儿压力很大呀。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,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。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,你要改革,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,大逆不道。所以王安石是顶着雷变法。他明确表示,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——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。
“天变不足畏”,因为你王安石变法,你看地震了,7.9级,属于天变。王安石说,我不相信,我接着变,你给我弄个8.3级看看。
“祖宗不足法”,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,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。
“人言不足恤”,大家都埋怨你,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,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
这三条宗旨,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,一往无前,往难听里说就是这老哥太愣了。一个人应该常怀敬畏之心,孔圣人说:“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。”王安石谁都不怕,天、祖宗、同僚,没人能降得住他,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极端。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。
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,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,所以我就假装支持。我为了求官假装赞同新法,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,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。当官后,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。明明青苗法应该是收20%的利息吧,我收30%。“提举使复以多散为功。”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,我才借给他们,现在是我逼着老百姓,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。如果借了还不上,富户为穷人作担保。你们村有地主吧,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,还不上我找你要。最后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,连地主都跑了。
孔圣人曾经说过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所以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是君子,逐利的是小人。所谓士农工商,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逐利。《琵琶行》里说:“商人重利轻别离,前月浮梁买茶去。”人家不轻别离没法养活你,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,商人重利轻别离,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。民不加赋而国用饶,你整天逐利吧,你就是小人,小人怎么能治国呢?
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。你当官了,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。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,我当了市长,我们家人要开公司,你能竞争得过我吗?你一点儿辙都没有。所以官不能干这个,不能与民争利。而王安石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,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?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。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。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,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,确实存在这些问题。
王安石变法之后,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党和旧党。新党上来就打压旧党,旧党上来打新党,党同伐异。这样的结果使得北宋大臣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,也是造成后来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事实上,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写入奸臣传的。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,天下骚然,党同伐异,党争势如水火。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厉害,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被王安石激发出来。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,甚至有人说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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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变法
鉴于出现的社会危机,宋神宗就任用王安石变法。北宋一共九个皇帝,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钦宗,神宗是第六代皇帝。
王安石变法有三方面内容。
第一,理财措施。理财措施的核心就一句话: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”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,但要增加国家的收入。不打老百姓的主意,国家又要拿钱,这摆明了就是从有钱人身上动刀子。所以,他这个改革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,也属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。
首先是青苗法。每年青黄不接时,分两次贷款给农民,收成后加息20%还官,免受高利贷盘剥,增加政府收入。相对于现在来说,20%利息太高了,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。你嫌高你可以不借,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,只能向高利贷和地主借,那就是200%的利息。这样一来,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这句话就把官僚地主搞惨了,这些人想盘剥百姓却没法盘剥了。
其次是募役法,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。雇人服役,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,减轻农民差役负担,保证生产时间。这样一来,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,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。
再次,农田水利法。这就不用解释了吧。
复次,方田均税法。政府重新丈量土地,按每户土地的多少肥瘠收税,官僚地主不得例外。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,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,那就肥的多收、瘠的少收。
最后,市易法,政府设置市易务,出钱收购滞销货物,市场短缺时再卖出。这就限制了大商人控制市场,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,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,现在等于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。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,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,增加了政府的收入。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,免得你积压仓库,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。到冬季,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,政府挣四百。但如果商人卖,可能卖八百、九百、一千。因此这样的结果是政府得了钱,老百姓物价也能便宜点儿,商人吃亏了。
王安石变法的第二方面,是军事措施。
首先是保甲法。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,每十家(后改为五家)一保,五保为一大保,十大保为一都保。一家有两个男丁的,出一人为保丁。农闲时练兵,平时种田,战时编入军队抵御辽夏进攻,减少军队开支。这实际上就是民兵,是保卫本乡本土的,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。因为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,勇于私斗,怯于公战。打架勇敢着呢,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。外敌入侵就胆小,异族打过来了,我躲着。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,一出国,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,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,没有说你中国我也中国的,组织的也是北京同乡会,不是中国同乡会,缺乏国家概念。所以民兵非常适合,你保卫的是你媳妇、你家乡。
然后还有将兵法。禁军驻地固定,然后用固定的将官加以训练,充实边防。
变法的第三方面是教育措施。
改革科举,废明经,设明法。明经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,没用。整顿太学,使学校成为为变法造舆论、育人才的地方。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过变法,一定程度地扭转了社会危机。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,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,危害百姓。更主要的原因是触犯了大地主、大官僚的利益。小时候砸缸的那个司马光当政,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废除了。
用人不当,变法失败
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?
王安石干这事儿压力很大呀。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,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。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,你要改革,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,大逆不道。所以王安石是顶着雷变法。他明确表示,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——“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恤”。
“天变不足畏”,因为你王安石变法,你看地震了,7.9级,属于天变。王安石说,我不相信,我接着变,你给我弄个8.3级看看。
“祖宗不足法”,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,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。
“人言不足恤”,大家都埋怨你,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,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
这三条宗旨,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,一往无前,往难听里说就是这老哥太愣了。一个人应该常怀敬畏之心,孔圣人说:“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。”王安石谁都不怕,天、祖宗、同僚,没人能降得住他,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极端。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。
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,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,所以我就假装支持。我为了求官假装赞同新法,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,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。当官后,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。明明青苗法应该是收20%的利息吧,我收30%。“提举使复以多散为功。”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,我才借给他们,现在是我逼着老百姓,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。如果借了还不上,富户为穷人作担保。你们村有地主吧,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,还不上我找你要。最后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,连地主都跑了。
孔圣人曾经说过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所以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是君子,逐利的是小人。所谓士农工商,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逐利。《琵琶行》里说:“商人重利轻别离,前月浮梁买茶去。”人家不轻别离没法养活你,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,商人重利轻别离,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。民不加赋而国用饶,你整天逐利吧,你就是小人,小人怎么能治国呢?
中国古代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官不与民争利。你当官了,不能做买卖跟老百姓争利。其实今天很多国家都是这样,我当了市长,我们家人要开公司,你能竞争得过我吗?你一点儿辙都没有。所以官不能干这个,不能与民争利。而王安石干的这些事就是与民争利,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那些地主难道不算民?你这就算与民争利了。这些就成了保守派攻击他的口实。很多保守派讲王安石变法有种种弊端,并不是人家凭空编的,确实存在这些问题。
王安石变法之后,朝中的大臣分成了新党和旧党。新党上来就打压旧党,旧党上来打新党,党同伐异。这样的结果使得北宋大臣间的党争越来越激烈,也是造成后来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事实上,王安石在很多地方都是被写入奸臣传的。历史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,天下骚然,党同伐异,党争势如水火。原来朝廷的矛盾没这么厉害,现在一下子各种矛盾都被王安石激发出来。所以他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,甚至有人说北宋灭亡都是王安石惹的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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