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5章 槟榔村的新鲜事 1
早上出操时,先跑步后做广播体操,和我们站在一个方阵上的是一群五六十岁的囚犯。他们见到我们都彬彬有礼地点头,好像遇到老熟人似的。做完广播体操就是自由活动,所谓自由活动就是让犯人上厕所或和别的犯人说说话,时间不超过十五分钟。
奇怪的是,这些老囚犯都没走散,他们迎上来问鲍乃乃:“因什么进来了?”鲍乃乃故意说:“拿了不正当的钱。”有个脑门光亮光亮的囚犯说:“钱害人呀,我们革命了几十年最后还是栽在钱眼里。”我故意对鲍乃乃说:“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买的,自重自省很重要,手中的权力千万不能乱用哇。”脑门光亮光亮的囚犯做了个扩胸动作,苦笑着说:“是啊,是啊,平平谈谈才是真呢。我现在天天锻炼身体,争取活着出去,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啊。”后来打听到,说话的原是个副厅长,管公安的,姓于,因贪污受贿被判了二十年徒刑,在监狱里再待八年就可以出狱了。
眼看自由活动的时间到了,又是那个姓于的囚犯对鲍乃乃说:“来了就安心,好好改造就是了。”鲍乃乃点点头。待姓于的一转身,鲍乃乃“呸”了一声骂道:“现在觉悟挺高的,当初收人家钱的时候,你的觉悟跑到哪儿去啦!”
早餐是两个馒头,一碗稀饭,一小碟榨菜,饱或不饱都是这个量。草草吃完后,我们和其他囚犯在武警战士荷枪实弹的押送下,排着长队去监狱外的花生地拔草。
花生地在监狱不远的东边,约有几百亩,也有人说上千亩。据说每年花生收入有十几万,这些钱用于补贴干警的生活。
这时正值初夏,连绵成大片的花生地,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呈现出墨绿色,花生藤上盛开着红、黄、白三色小花,把田野装饰得生动而美丽。在干警的指导下,我们排成一字队形向前推进,人与人之间距离大约在两米宽,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看出谁在偷懒,谁在干活。
鲍乃乃建议说,每人发一把小镰刀,除草速度会更快些。
白脸干警漫不经心地说,你们长两只手干什么的?买镰刀的钱你们出吗?
鲍乃乃见白脸干警这么说,再也不和他说话了。
村长支书们倒好,基本上都不掉队,而我,鲍书记,羊乡长以及乡里的几个干部一会儿就被抛在他们身后了。太阳很毒,藤深苗密的花生地里如蒸笼。我身上的背心紧紧地贴着后背,脸上的汗水一颗一颗往下滴,胸口也有些发闷。我问站在身边背着手看我们干活的白脸干警:“天太热了,不发草帽大家容易中暑啊。”
白脸干警说,“几百人,每人买一顶草帽得多少钱,那钱又从哪开支?”
我又说:“犯人万一中暑怎么办?”
白脸干警说:“从来没听说中暑过,他们年轻不会中暑的。”
我担心地说:“年纪大一点的怎么办?”
白脸干警幸灾乐祸地说:“活该,谁叫他们年纪那么大还贪污受贿?”
囚犯们大概是农活干多了,拔草对他们来说那是小菜一碟。他们将上衣脱下来用左手顶在头上,右手飞快地收拾杂草,而身子则不停地向前推进。快到吃午饭时,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,而我们还有近百米长的地没拔完。这时,他们都坐在地头上抽烟喝水,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艰难地往前挪,谁也不站出来帮助我们。
他们是麻木了还是想看我们的笑话?
这样的劳动其实并不算辛苦,小时候比这更辛苦的活儿我都干过。
12时30分,我们准时在地里吃饭。每人一份盒饭,军用水壶可以重新装满开水,够不够就这个量。我问囚犯老宋:“平时出来劳动伙食都是这样吗?”他说:“差不多,可能有时候肉多一点点。”
休息了三十分钟,我们又继续拔草。猛烈的阳光丝毫没有减弱,我和羊乡长腰都站不直了,汗淋淋的身子像散了架似的。鲍乃乃头痛得厉害,擦了驱风油也不顶用。羊乡长说:“劳改太辛苦了,简直不是人干的。”
我说,不辛苦算什么劳动改造,干脆叫休养算了。
羊乡长目光呆呆地说:“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,还贪那么多钱干什么?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!”话没说完,一个瘦个子干警就冲过来,照着羊乡长的屁股抽了一皮带。羊乡长跳起来说:“你怎么乱打人呀?”
“劳动时不准说话,你忘了纪律了吗?”瘦个子干警理直气壮地说。
羊乡长大声申辩道:“我是来体验生活的,不是犯人。”
瘦个子干警又举起皮带,说:“你嘴还硬,老子打你怎么样?你不是犯人跑来这里干什么?”
我赶紧把瘦干警拉开,鲍乃乃也连忙递上一支“555”香烟,但瘦个子干警还是怒气冲冲地说:“我只听说过有去体验当官的,从没听说过有来监狱体验坐牢的,你骗谁呀?”
鲍乃乃说:“真的。”
瘦个子干警又说:“真个屁,鬼才信呢。”
我怎么解释他也不相信,最后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羊乡长摸摸红肿的屁股有气无力地说:“妈的,老子要告你。”
返回监狱时,太阳已经落山了,大家都很疲惫,步伐一拐一拐的,仿佛从战场下来的败兵。
晚上洗澡成了大问题。一栋房子几十号人,只有两个洗澡间,规定每人洗澡不超过五分钟。我因为当过兵时间观念强,三分钟就洗好了。鲍乃乃刚洗完头就被囚犯拽出来了,还说他超过了两分钟。鲍乃乃正想说些什么,那囚犯举起水桶就要砸过来,鲍乃乃不敢吭声转身就出了门口,回到房间身上还是水淋淋的。
晚上8时操场放电影,要求人人都要去看。放电影前大家连续唱了六首革命歌曲,唱到最后大家都几乎是声嘶力竭了。影片是老掉牙的《地雷战》,放映途中几次断片,声音也不太清楚。羊乡长看着看着就打起呼噜来。我拍醒他:“你又想挨揍了?”
羊乡长打起精神说:“我没睡,我没睡。”
熄灯上床后不到十分钟就停电了,走廊里的灯也灭了,而岗楼和办公室的电灯却大放光芒。听说为了节约电费,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。我自言自语地说,刘监狱长呀刘监狱长,你治理监狱真有办法呀。
夜里我静静地躺在床上,也不想和同室的囚犯说话。鲍乃乃和其他囚犯不是说梦话就咬牙齿放屁,把我折腾得一夜没合上眼,脑子里老想起部队里的美好生活。
吃了早餐我们就离开监狱,同室的犯人见我们收拾行李就惊奇地问:“你们怎么蹲两天就走啦,拿多少钱买通监狱的领导?”
羊从政故意说:“我们无罪,法院判错了。”
那犯人说:“他妈的,上次也发现判错了两个人,什么玩意儿!”
返回的路上,大家都好像脱胎换骨似的,谁也不想说话,上了汽车就睡觉,一时间呼噜声几乎压倒了发动机的声音。
我在车上用手机给刘监狱长打电话告别。刘监狱长说:“狱中生活有什么体验?”我毫不犹豫地说:“从穿上囚服的那一刻起,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重的折磨。”
刘监狱长说:“有这么严重吗?”
我说:“一点都不夸张。”
刘监狱长先是哈哈大笑,然后极认真地说:“好,有体会就好。下次你们老大来了,我让他真的好好地体会体会。”
一个月后,我带着一大沓“坐牢”心得体会去见县委钟书记,但钟书记已经不在位了,他因涉嫌贪污受贿卖官买官、作风腐败被上级纪委“双规”了,听说如今正扣押于公牛岭监狱。
我把这消息告诉了鲍乃乃,他好半天才说道:“如果钟书记也跟我们一起去体验坐牢,也许不会出事。”
我沉默了很久才说,不一定。
他沉默了很久又说,为什么?
我平静地说,贪婪是与生俱来的,彻底杜绝腐败永远也做不到。
何沙贵是响水乡金鱼村的渔民,上过农校当过兵,在西沙打过仗,头顶上有一块清凉油大呈暗红色的伤疤,所以一年到头总戴个帽子。帽子还是当海军时的帽子,已经旧得发白,圆边用针扎了几块补丁,印有铁锚的飘带早就不知什么时候掉到海里去了。
复员回来那年,民政部门看他是个二等残废军人,硬是塞给海洋局当职工,但一贯喜欢青年女职工的局长,以单位退伍军人太多为由将他拒绝于门外,却把自己的小舅子安了进来。后来县里又安排他去县粮食局养母猪,局长又以专业不对口为由迟迟不让他上岗。他一气之下砸了粮食局大门口的牌子,回家自己造了条小渔船,两口子出海闯荡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苦生活。
部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伤残战士,每年都派人带上礼物来看他。首长关心地说,生活怎么样呀?他挺起瘦咔咔的胸部,“啪”的一声敬个礼回答说:“报告首长,死不了也肥不了。”
首长拍拍他的肩头说:“很有个性,骨头里的东西还是老样子啊。”
我认识何沙贵是在一次小说研讨会上。当时他拿出一大沓稿子给我看,说是写了五年的长篇小说,反映渔村改革开放的,题目还没定下来。我随便看了几页,感觉写得很新鲜,提出留下来仔细看看。他却不肯,说等写完后再亲自送来请我指点,还脸色庄重地说这部小说发表出来,肯定会震动文坛,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绝对抢眼。可惜的是,后来他出海遇上了台风,小说的稿子全飞到海里去了。后来又听说他要重写,但始终没有见到他的稿子。有一回,我在子石湾钓鱼碰到他,特意问起小说的事,他却一脸不屑地说,现在生活都很难,哪有心思写什么狗屁小说哟。
何沙贵脑部受过伤,有时候神经有点不大正常,天不怕地不怕,经常和老婆打架,连村长也怕他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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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怪的是,这些老囚犯都没走散,他们迎上来问鲍乃乃:“因什么进来了?”鲍乃乃故意说:“拿了不正当的钱。”有个脑门光亮光亮的囚犯说:“钱害人呀,我们革命了几十年最后还是栽在钱眼里。”我故意对鲍乃乃说:“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买的,自重自省很重要,手中的权力千万不能乱用哇。”脑门光亮光亮的囚犯做了个扩胸动作,苦笑着说:“是啊,是啊,平平谈谈才是真呢。我现在天天锻炼身体,争取活着出去,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啊。”后来打听到,说话的原是个副厅长,管公安的,姓于,因贪污受贿被判了二十年徒刑,在监狱里再待八年就可以出狱了。
眼看自由活动的时间到了,又是那个姓于的囚犯对鲍乃乃说:“来了就安心,好好改造就是了。”鲍乃乃点点头。待姓于的一转身,鲍乃乃“呸”了一声骂道:“现在觉悟挺高的,当初收人家钱的时候,你的觉悟跑到哪儿去啦!”
早餐是两个馒头,一碗稀饭,一小碟榨菜,饱或不饱都是这个量。草草吃完后,我们和其他囚犯在武警战士荷枪实弹的押送下,排着长队去监狱外的花生地拔草。
花生地在监狱不远的东边,约有几百亩,也有人说上千亩。据说每年花生收入有十几万,这些钱用于补贴干警的生活。
这时正值初夏,连绵成大片的花生地,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呈现出墨绿色,花生藤上盛开着红、黄、白三色小花,把田野装饰得生动而美丽。在干警的指导下,我们排成一字队形向前推进,人与人之间距离大约在两米宽,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看出谁在偷懒,谁在干活。
鲍乃乃建议说,每人发一把小镰刀,除草速度会更快些。
白脸干警漫不经心地说,你们长两只手干什么的?买镰刀的钱你们出吗?
鲍乃乃见白脸干警这么说,再也不和他说话了。
村长支书们倒好,基本上都不掉队,而我,鲍书记,羊乡长以及乡里的几个干部一会儿就被抛在他们身后了。太阳很毒,藤深苗密的花生地里如蒸笼。我身上的背心紧紧地贴着后背,脸上的汗水一颗一颗往下滴,胸口也有些发闷。我问站在身边背着手看我们干活的白脸干警:“天太热了,不发草帽大家容易中暑啊。”
白脸干警说,“几百人,每人买一顶草帽得多少钱,那钱又从哪开支?”
我又说:“犯人万一中暑怎么办?”
白脸干警说:“从来没听说中暑过,他们年轻不会中暑的。”
我担心地说:“年纪大一点的怎么办?”
白脸干警幸灾乐祸地说:“活该,谁叫他们年纪那么大还贪污受贿?”
囚犯们大概是农活干多了,拔草对他们来说那是小菜一碟。他们将上衣脱下来用左手顶在头上,右手飞快地收拾杂草,而身子则不停地向前推进。快到吃午饭时,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,而我们还有近百米长的地没拔完。这时,他们都坐在地头上抽烟喝水,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艰难地往前挪,谁也不站出来帮助我们。
他们是麻木了还是想看我们的笑话?
这样的劳动其实并不算辛苦,小时候比这更辛苦的活儿我都干过。
12时30分,我们准时在地里吃饭。每人一份盒饭,军用水壶可以重新装满开水,够不够就这个量。我问囚犯老宋:“平时出来劳动伙食都是这样吗?”他说:“差不多,可能有时候肉多一点点。”
休息了三十分钟,我们又继续拔草。猛烈的阳光丝毫没有减弱,我和羊乡长腰都站不直了,汗淋淋的身子像散了架似的。鲍乃乃头痛得厉害,擦了驱风油也不顶用。羊乡长说:“劳改太辛苦了,简直不是人干的。”
我说,不辛苦算什么劳动改造,干脆叫休养算了。
羊乡长目光呆呆地说:“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,还贪那么多钱干什么?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!”话没说完,一个瘦个子干警就冲过来,照着羊乡长的屁股抽了一皮带。羊乡长跳起来说:“你怎么乱打人呀?”
“劳动时不准说话,你忘了纪律了吗?”瘦个子干警理直气壮地说。
羊乡长大声申辩道:“我是来体验生活的,不是犯人。”
瘦个子干警又举起皮带,说:“你嘴还硬,老子打你怎么样?你不是犯人跑来这里干什么?”
我赶紧把瘦干警拉开,鲍乃乃也连忙递上一支“555”香烟,但瘦个子干警还是怒气冲冲地说:“我只听说过有去体验当官的,从没听说过有来监狱体验坐牢的,你骗谁呀?”
鲍乃乃说:“真的。”
瘦个子干警又说:“真个屁,鬼才信呢。”
我怎么解释他也不相信,最后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羊乡长摸摸红肿的屁股有气无力地说:“妈的,老子要告你。”
返回监狱时,太阳已经落山了,大家都很疲惫,步伐一拐一拐的,仿佛从战场下来的败兵。
晚上洗澡成了大问题。一栋房子几十号人,只有两个洗澡间,规定每人洗澡不超过五分钟。我因为当过兵时间观念强,三分钟就洗好了。鲍乃乃刚洗完头就被囚犯拽出来了,还说他超过了两分钟。鲍乃乃正想说些什么,那囚犯举起水桶就要砸过来,鲍乃乃不敢吭声转身就出了门口,回到房间身上还是水淋淋的。
晚上8时操场放电影,要求人人都要去看。放电影前大家连续唱了六首革命歌曲,唱到最后大家都几乎是声嘶力竭了。影片是老掉牙的《地雷战》,放映途中几次断片,声音也不太清楚。羊乡长看着看着就打起呼噜来。我拍醒他:“你又想挨揍了?”
羊乡长打起精神说:“我没睡,我没睡。”
熄灯上床后不到十分钟就停电了,走廊里的灯也灭了,而岗楼和办公室的电灯却大放光芒。听说为了节约电费,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。我自言自语地说,刘监狱长呀刘监狱长,你治理监狱真有办法呀。
夜里我静静地躺在床上,也不想和同室的囚犯说话。鲍乃乃和其他囚犯不是说梦话就咬牙齿放屁,把我折腾得一夜没合上眼,脑子里老想起部队里的美好生活。
吃了早餐我们就离开监狱,同室的犯人见我们收拾行李就惊奇地问:“你们怎么蹲两天就走啦,拿多少钱买通监狱的领导?”
羊从政故意说:“我们无罪,法院判错了。”
那犯人说:“他妈的,上次也发现判错了两个人,什么玩意儿!”
返回的路上,大家都好像脱胎换骨似的,谁也不想说话,上了汽车就睡觉,一时间呼噜声几乎压倒了发动机的声音。
我在车上用手机给刘监狱长打电话告别。刘监狱长说:“狱中生活有什么体验?”我毫不犹豫地说:“从穿上囚服的那一刻起,我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重的折磨。”
刘监狱长说:“有这么严重吗?”
我说:“一点都不夸张。”
刘监狱长先是哈哈大笑,然后极认真地说:“好,有体会就好。下次你们老大来了,我让他真的好好地体会体会。”
一个月后,我带着一大沓“坐牢”心得体会去见县委钟书记,但钟书记已经不在位了,他因涉嫌贪污受贿卖官买官、作风腐败被上级纪委“双规”了,听说如今正扣押于公牛岭监狱。
我把这消息告诉了鲍乃乃,他好半天才说道:“如果钟书记也跟我们一起去体验坐牢,也许不会出事。”
我沉默了很久才说,不一定。
他沉默了很久又说,为什么?
我平静地说,贪婪是与生俱来的,彻底杜绝腐败永远也做不到。
何沙贵是响水乡金鱼村的渔民,上过农校当过兵,在西沙打过仗,头顶上有一块清凉油大呈暗红色的伤疤,所以一年到头总戴个帽子。帽子还是当海军时的帽子,已经旧得发白,圆边用针扎了几块补丁,印有铁锚的飘带早就不知什么时候掉到海里去了。
复员回来那年,民政部门看他是个二等残废军人,硬是塞给海洋局当职工,但一贯喜欢青年女职工的局长,以单位退伍军人太多为由将他拒绝于门外,却把自己的小舅子安了进来。后来县里又安排他去县粮食局养母猪,局长又以专业不对口为由迟迟不让他上岗。他一气之下砸了粮食局大门口的牌子,回家自己造了条小渔船,两口子出海闯荡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苦生活。
部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伤残战士,每年都派人带上礼物来看他。首长关心地说,生活怎么样呀?他挺起瘦咔咔的胸部,“啪”的一声敬个礼回答说:“报告首长,死不了也肥不了。”
首长拍拍他的肩头说:“很有个性,骨头里的东西还是老样子啊。”
我认识何沙贵是在一次小说研讨会上。当时他拿出一大沓稿子给我看,说是写了五年的长篇小说,反映渔村改革开放的,题目还没定下来。我随便看了几页,感觉写得很新鲜,提出留下来仔细看看。他却不肯,说等写完后再亲自送来请我指点,还脸色庄重地说这部小说发表出来,肯定会震动文坛,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绝对抢眼。可惜的是,后来他出海遇上了台风,小说的稿子全飞到海里去了。后来又听说他要重写,但始终没有见到他的稿子。有一回,我在子石湾钓鱼碰到他,特意问起小说的事,他却一脸不屑地说,现在生活都很难,哪有心思写什么狗屁小说哟。
何沙贵脑部受过伤,有时候神经有点不大正常,天不怕地不怕,经常和老婆打架,连村长也怕他几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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