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章 特殊遣送 1
“我们书记送的羊谁敢偷?他活得不耐烦了。”吕青旦拍拍腰间的手枪,语气坚定地说道。公安局配给我的手枪,下乡时一般由吕青旦佩戴,因为我一贯以来都不喜欢带枪。
徐芳芳又赶紧补充道:“怕什么,警察叔叔的眼睛是雪亮的。”
黎木勺和老伴对视了一眼,大笑起来。他的笑声太沉闷了,一笑起来,黄白掺半的胡子茬跟着下巴微微地抖动,眼睛眯成一条缝,好像突然天降喜事似的。
按照原计划,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,我们返回抱鸡乡政府吃午饭。离开家时,黎木勺两口子依依不舍,在陈芳芳的斜视下,我将两百块钱塞进黎木勺的上衣口袋里,但他怎么也不肯收,推辞了片刻才勉强收下。吕青旦说:“收下吧,这钱是我们书记给你修广播的。”谁知到了村口,他又将钱还给我。我又再次塞给他还是不肯收。他黑着脸说:“我怎么敢收大人物的钱呢。”
“拿着给老伴看病吧。”徐芳芳热情地劝道。
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,说:“我这人管不住钱,儿子给的钱在我手上转一下就走了,从来就不会停留的。”
一直没说话的老伴抿着嘴笑了笑。
黎木勺紧紧拉住我的手说:“书记,你们这些大人物要常来啊!”
我高兴地说,来,以后经常来。
此刻,阳光暖融融的,屋子里传出羊的叫喊声,整个村子顿时显得生动起来。
回到县里后,我十分惦记着青藤村,几乎每个月都打一次电话到乡里询问村里养羊的情况,乡长罗天灯什么时候都回答说,养得不错,养得不错,领导扶贫有方啊。
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,我脑海里常常幻化出青藤村的羊生了仔仔又生了仔,一代代繁衍不绝的动人场面。
我真心希望贫穷的农民兄弟早一天走上富裕的道路。
8月的一天,我和吕青旦正在办公室里商量年底检查扶贫工作的计划。突然贾锁柱闯进来边摇头边说:“别商量了,没戏了,你快去市场看看吧,他们都把扶贫羊杀了。”
我们急匆匆来到市场的肉摊前,只见村长正带着村里的人卖羊肉。一溜儿挂在铁钩上的小羊鲜血淋漓,仔细一看正是政法委送的那批“扶贫羊”。我生气地说:“还没有生小羊怎么就把它们给杀了呢?”
村长不好意思地说:“不杀掉羊,9月小孩开学,去哪儿找钱给孩子交学费呢?”
吕青吕说:“你们应该另找办法解决学费哇。”
“有什么办法呢,我们实在想不出来呀。”村长脸有难色地说。
我气愤地问黎木勺:“你没有孩子上学,怎么也把羊杀了?”
“担心被偷啊,给他们偷了,倒不如自己把它杀了。”黎木勺脸红红地低着头。
我的胸口憋得再也说不出话来,扭头就往回走。
贾锁柱跟在后面边走边对我说:“书记,你看到了吧,那天开会你叫我弄什么扶贫规划,我为什么没答应,因为我对青藤村的扶贫工作一点儿信心都没有。”
我没听清楚贾锁柱在说些什么,只听到从身后的市场里传来一阵高过一陈的嘈杂声。
龚之草和我同住在最破烂的2号常委楼。
大约是两年前,他从大学调来县里当常委宣传部长,据说当时他还不愿意来,半年后又认为当县委领导比当教授好得多。
到县里报到那天,大概是午饭前,我正在六楼打扫房间安置行李。跑来帮忙的几个人都是县委政法委的工作人员,很卖力地把墙壁打扫得乌烟瘴气,灰尘飞扬,石灰味呛得喉咙发痒发痛。突然房门被打开,一颗圆脑袋探进来用很浓的湖南口音问:“喂,是新来的吧?”
我赶忙答道:“是啊,有话进来说吧。”
圆脑袋又伸入一点儿说:“不进来啦,我叫龚之草,住在你头顶上,你门口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,以后有时间慢慢谈吧。”
话说完,圆脑袋又缩了出去,接着楼道里响起了“蹬蹬”的脚步声,那脚步声很快又消失在楼上。
我放下抹布说:“这是谁呀?”
政法委副书记吕青旦捂住鼻子说:“他是宣传部长。人家都说他是个怪人,你和他住在一起以后可有好看的啰。”
我半信半疑地说:“怎么会这样?
吕青旦咧开嘴笑笑说:“碰到牛副书记你问问就清楚了,领导的事我不能随便说。”
这套房子三房一厅一百平方米,原本是牛山歌副书记一家人住的,不知为什么半年前他就主动搬走了。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,他拿着棋盘到家里来教儿子下围棋,六岁的儿子在幼儿园学过围棋因此很高兴,我自然也不好推辞。他们于是就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开了棋子。两小时后,可能是太热的原因,他把上衣脱掉露出阿弥陀佛般大肚腩,儿子禁不住惊奇地说:“哗,叔叔的身材不错啊。”
他嘿嘿笑了两下:“一般啦,一般啦。”
儿子又说:“教授教授越教越瘦,你为什么越教越胖呢?”
他边玩棋子边说:“我向毛主席学习,喜欢吃红烧肉嘛,所以一定胖的啦。”
麻秆儿般的儿子说:“从明天开始,我也跟你学吃红烧肉。”
他抬起头连连说:“NO,NO。”
他教孩子玩棋很有耐心,可以说是不厌其烦。
到了11点他还不想走,整个过程常常自言自语,弄得儿子以为他在说秘诀呢。
在我眼里,龚之草是个童稚未脱又很随意的人。
龚之草今年三十三岁,湖南湘西人,腰长腿短,脸色白皙,围棋下得很好。原系大学里的教授,拥有植保专业的博士学位,曾留学英国带过研究生,从小就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。
由于龚之草完全没有当官的经验,到县里不久就给县委钟书记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
那天早上,他因为夜里写东西起床晚了,洗脸后忘了戴眼镜就急匆匆往食堂跑,在马路上没有给迎面而过的钟书记打招呼。在县里没人敢看到钟书记不打招呼的。钟书记剔着牙回头看了他一眼没吭声,回到办公室后就满脸不高兴地对黄主任说:“怎么搞的,龚之草看到我连招呼都不打一下,太傲慢了吧,现在的知识分子怎么这样的呢?”
实际上,龚之草完全没有认出钟书记来,因为他的眼睛近视800度,右眼散光。
三天后,龚之草又把钟书记弄得很尴尬。
那天,钟书记在县委礼堂给科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,原定12点会议准时结束的,但钟书记不知怎么地来了兴趣,滔滔不绝,从国内讲到国外,从天上讲到地下,足足讲了十五个大问题三十六小点,时间超过半小时了还没有讲完。台下的干部坐不住了。有的不停地伸腰,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,有的甚至跑到厕所里抽烟聊天,会场的嘈杂声越来越大。主持会议的牛副书记不得不插话提醒大家:“忍一下,大家再忍一下。”但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。龚之草感到膀胱被尿憋得很难受,两个蛋子压在硬板凳上痛得发热。于是就用英文给钟书记写了个纸条,意思是:“尊敬的书记同志:时间超了,大家都饿了,请你尽快结束讲话吧,谢谢。”钟书记看了一眼纸条没懂,顺手就把它塞回裤兜里,又继续讲最后一小点的第七件小事情。
散会后,钟书记很恼火当着他的面把纸条扔下地面,四方脸黑黑地说:“你明知我连ABC都不懂,却故意用英语来出我的洋相。告诉你龚之草,在学校你是神学生哄着你,在这里我是神,你得百分之两百抬着我。我是这里的老大,你懂吗?”说完气冲冲地夹起公文包转身就走了。
他拱拱手自言自语道:“Iamsorry,excuseme.”
其实龚之草并没有别的意思,只是喜欢用英语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罢了。
龚之草喜欢英语确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
他很少睡懒觉,5点钟就起床,洗漱完后就打开影碟机看外语电影,几乎每天都这样。夏天的一个早上,我还在梦中,突然楼上尖厉的闹声把我搞醒了。起床侧耳细听,既有激烈的枪炮声,也有温柔如鸟语的姑娘声,隐隐约约还有浑厚的音乐声。出于职业的敏感,我怀疑他看黄色电影,决定去看个究竟。于是悄悄上楼推开他虚掩的房门,只见他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,手上拿着一本厚厚的《世界电影》杂志,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给正在冲锋陷阵的史泰龙配英语。
我拿起碟片的盒子仔细看了看,这电影我很熟,名叫《第一滴血》。
他见到我很不好意思地把音量拧小,然后用手摘下眼镜抹抹金鱼眼睛说:“我把片子里对白的声音关掉了,重新给史泰龙和其他人物配英语,这是学习口语最好的办法,我在英国读博士时就配过,效果相当的好,以后你的小孩也应该这样学习英语。”
我吃惊地说:“电影里姑娘的声音也是你模仿的吗?”
他捋捋披肩发答道:“是。说得不好。”
我惊奇地说:“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了,为什么还要下那么大的工夫呢?”
他往上推了推眼镜说:“由于缺少语言环境,英语这东西一天不练就会走音,另外我对英语有浓厚的兴趣。”
我好奇地说:“一天要练多少时间?”
他淡淡地说:“不多,早上四十分钟就OK了。”
我又好奇地说:“每天都这样?”
他看看我一本正经地说:“对。做官都是暂时的,我的知识不能丢,将来不当官了还可以回大学当教授嘛。”
我说:“工作太忙了,时间不好把握啊?”
他把影碟机关掉说:“不打麻将,不喝茶聊天,不上歌舞厅唱歌跳舞,按时睡觉时间就挤出来了。”
我把龚之草学英语的事告诉了办公室的同志,大家都惊叹了半天。吕青旦很有远见地说,这样的领导太少了,如果每个县领导都有这本事真不得了。刚参加工作的小柴很不理解地说,这样的人干吗跑来当县官呢,留在大学里教书不是更好吗?
干部群众都担心他干不好。但他烧了“两把火”让大家刮目相看,同时也改变了钟书记的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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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芳芳又赶紧补充道:“怕什么,警察叔叔的眼睛是雪亮的。”
黎木勺和老伴对视了一眼,大笑起来。他的笑声太沉闷了,一笑起来,黄白掺半的胡子茬跟着下巴微微地抖动,眼睛眯成一条缝,好像突然天降喜事似的。
按照原计划,为了不增加农民的负担,我们返回抱鸡乡政府吃午饭。离开家时,黎木勺两口子依依不舍,在陈芳芳的斜视下,我将两百块钱塞进黎木勺的上衣口袋里,但他怎么也不肯收,推辞了片刻才勉强收下。吕青旦说:“收下吧,这钱是我们书记给你修广播的。”谁知到了村口,他又将钱还给我。我又再次塞给他还是不肯收。他黑着脸说:“我怎么敢收大人物的钱呢。”
“拿着给老伴看病吧。”徐芳芳热情地劝道。
他把手放在我的肩头,说:“我这人管不住钱,儿子给的钱在我手上转一下就走了,从来就不会停留的。”
一直没说话的老伴抿着嘴笑了笑。
黎木勺紧紧拉住我的手说:“书记,你们这些大人物要常来啊!”
我高兴地说,来,以后经常来。
此刻,阳光暖融融的,屋子里传出羊的叫喊声,整个村子顿时显得生动起来。
回到县里后,我十分惦记着青藤村,几乎每个月都打一次电话到乡里询问村里养羊的情况,乡长罗天灯什么时候都回答说,养得不错,养得不错,领导扶贫有方啊。
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,我脑海里常常幻化出青藤村的羊生了仔仔又生了仔,一代代繁衍不绝的动人场面。
我真心希望贫穷的农民兄弟早一天走上富裕的道路。
8月的一天,我和吕青旦正在办公室里商量年底检查扶贫工作的计划。突然贾锁柱闯进来边摇头边说:“别商量了,没戏了,你快去市场看看吧,他们都把扶贫羊杀了。”
我们急匆匆来到市场的肉摊前,只见村长正带着村里的人卖羊肉。一溜儿挂在铁钩上的小羊鲜血淋漓,仔细一看正是政法委送的那批“扶贫羊”。我生气地说:“还没有生小羊怎么就把它们给杀了呢?”
村长不好意思地说:“不杀掉羊,9月小孩开学,去哪儿找钱给孩子交学费呢?”
吕青吕说:“你们应该另找办法解决学费哇。”
“有什么办法呢,我们实在想不出来呀。”村长脸有难色地说。
我气愤地问黎木勺:“你没有孩子上学,怎么也把羊杀了?”
“担心被偷啊,给他们偷了,倒不如自己把它杀了。”黎木勺脸红红地低着头。
我的胸口憋得再也说不出话来,扭头就往回走。
贾锁柱跟在后面边走边对我说:“书记,你看到了吧,那天开会你叫我弄什么扶贫规划,我为什么没答应,因为我对青藤村的扶贫工作一点儿信心都没有。”
我没听清楚贾锁柱在说些什么,只听到从身后的市场里传来一阵高过一陈的嘈杂声。
龚之草和我同住在最破烂的2号常委楼。
大约是两年前,他从大学调来县里当常委宣传部长,据说当时他还不愿意来,半年后又认为当县委领导比当教授好得多。
到县里报到那天,大概是午饭前,我正在六楼打扫房间安置行李。跑来帮忙的几个人都是县委政法委的工作人员,很卖力地把墙壁打扫得乌烟瘴气,灰尘飞扬,石灰味呛得喉咙发痒发痛。突然房门被打开,一颗圆脑袋探进来用很浓的湖南口音问:“喂,是新来的吧?”
我赶忙答道:“是啊,有话进来说吧。”
圆脑袋又伸入一点儿说:“不进来啦,我叫龚之草,住在你头顶上,你门口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,以后有时间慢慢谈吧。”
话说完,圆脑袋又缩了出去,接着楼道里响起了“蹬蹬”的脚步声,那脚步声很快又消失在楼上。
我放下抹布说:“这是谁呀?”
政法委副书记吕青旦捂住鼻子说:“他是宣传部长。人家都说他是个怪人,你和他住在一起以后可有好看的啰。”
我半信半疑地说:“怎么会这样?
吕青旦咧开嘴笑笑说:“碰到牛副书记你问问就清楚了,领导的事我不能随便说。”
这套房子三房一厅一百平方米,原本是牛山歌副书记一家人住的,不知为什么半年前他就主动搬走了。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,他拿着棋盘到家里来教儿子下围棋,六岁的儿子在幼儿园学过围棋因此很高兴,我自然也不好推辞。他们于是就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开了棋子。两小时后,可能是太热的原因,他把上衣脱掉露出阿弥陀佛般大肚腩,儿子禁不住惊奇地说:“哗,叔叔的身材不错啊。”
他嘿嘿笑了两下:“一般啦,一般啦。”
儿子又说:“教授教授越教越瘦,你为什么越教越胖呢?”
他边玩棋子边说:“我向毛主席学习,喜欢吃红烧肉嘛,所以一定胖的啦。”
麻秆儿般的儿子说:“从明天开始,我也跟你学吃红烧肉。”
他抬起头连连说:“NO,NO。”
他教孩子玩棋很有耐心,可以说是不厌其烦。
到了11点他还不想走,整个过程常常自言自语,弄得儿子以为他在说秘诀呢。
在我眼里,龚之草是个童稚未脱又很随意的人。
龚之草今年三十三岁,湖南湘西人,腰长腿短,脸色白皙,围棋下得很好。原系大学里的教授,拥有植保专业的博士学位,曾留学英国带过研究生,从小就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。
由于龚之草完全没有当官的经验,到县里不久就给县委钟书记留下了不好的印象。
那天早上,他因为夜里写东西起床晚了,洗脸后忘了戴眼镜就急匆匆往食堂跑,在马路上没有给迎面而过的钟书记打招呼。在县里没人敢看到钟书记不打招呼的。钟书记剔着牙回头看了他一眼没吭声,回到办公室后就满脸不高兴地对黄主任说:“怎么搞的,龚之草看到我连招呼都不打一下,太傲慢了吧,现在的知识分子怎么这样的呢?”
实际上,龚之草完全没有认出钟书记来,因为他的眼睛近视800度,右眼散光。
三天后,龚之草又把钟书记弄得很尴尬。
那天,钟书记在县委礼堂给科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,原定12点会议准时结束的,但钟书记不知怎么地来了兴趣,滔滔不绝,从国内讲到国外,从天上讲到地下,足足讲了十五个大问题三十六小点,时间超过半小时了还没有讲完。台下的干部坐不住了。有的不停地伸腰,有的交头接耳窃窃私语,有的甚至跑到厕所里抽烟聊天,会场的嘈杂声越来越大。主持会议的牛副书记不得不插话提醒大家:“忍一下,大家再忍一下。”但会场还是安静不下来。龚之草感到膀胱被尿憋得很难受,两个蛋子压在硬板凳上痛得发热。于是就用英文给钟书记写了个纸条,意思是:“尊敬的书记同志:时间超了,大家都饿了,请你尽快结束讲话吧,谢谢。”钟书记看了一眼纸条没懂,顺手就把它塞回裤兜里,又继续讲最后一小点的第七件小事情。
散会后,钟书记很恼火当着他的面把纸条扔下地面,四方脸黑黑地说:“你明知我连ABC都不懂,却故意用英语来出我的洋相。告诉你龚之草,在学校你是神学生哄着你,在这里我是神,你得百分之两百抬着我。我是这里的老大,你懂吗?”说完气冲冲地夹起公文包转身就走了。
他拱拱手自言自语道:“Iamsorry,excuseme.”
其实龚之草并没有别的意思,只是喜欢用英语来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罢了。
龚之草喜欢英语确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
他很少睡懒觉,5点钟就起床,洗漱完后就打开影碟机看外语电影,几乎每天都这样。夏天的一个早上,我还在梦中,突然楼上尖厉的闹声把我搞醒了。起床侧耳细听,既有激烈的枪炮声,也有温柔如鸟语的姑娘声,隐隐约约还有浑厚的音乐声。出于职业的敏感,我怀疑他看黄色电影,决定去看个究竟。于是悄悄上楼推开他虚掩的房门,只见他光着上身穿着大裤衩,手上拿着一本厚厚的《世界电影》杂志,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给正在冲锋陷阵的史泰龙配英语。
我拿起碟片的盒子仔细看了看,这电影我很熟,名叫《第一滴血》。
他见到我很不好意思地把音量拧小,然后用手摘下眼镜抹抹金鱼眼睛说:“我把片子里对白的声音关掉了,重新给史泰龙和其他人物配英语,这是学习口语最好的办法,我在英国读博士时就配过,效果相当的好,以后你的小孩也应该这样学习英语。”
我吃惊地说:“电影里姑娘的声音也是你模仿的吗?”
他捋捋披肩发答道:“是。说得不好。”
我惊奇地说:“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了,为什么还要下那么大的工夫呢?”
他往上推了推眼镜说:“由于缺少语言环境,英语这东西一天不练就会走音,另外我对英语有浓厚的兴趣。”
我好奇地说:“一天要练多少时间?”
他淡淡地说:“不多,早上四十分钟就OK了。”
我又好奇地说:“每天都这样?”
他看看我一本正经地说:“对。做官都是暂时的,我的知识不能丢,将来不当官了还可以回大学当教授嘛。”
我说:“工作太忙了,时间不好把握啊?”
他把影碟机关掉说:“不打麻将,不喝茶聊天,不上歌舞厅唱歌跳舞,按时睡觉时间就挤出来了。”
我把龚之草学英语的事告诉了办公室的同志,大家都惊叹了半天。吕青旦很有远见地说,这样的领导太少了,如果每个县领导都有这本事真不得了。刚参加工作的小柴很不理解地说,这样的人干吗跑来当县官呢,留在大学里教书不是更好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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